任强说，自己之所以把老婆孩子都带来北京，是因为家里实在没办法待了。“都是上门要债的人，咱欠了人家的钱，实在对不住人家，不管咱出了多大的事情，都不能坑别人，但咱现在真的没钱了。”蒜农张则营也说：“我平时不欠任何人的，可现在面对这么多的债，我真的无能为力。我上有老下有小，必须扛住，实在扛不住了就只能借酒浇愁。”
正说话的空当，任强的手机响了，他看了一眼手机，脸色沉重了一些，拿着手机走出房间去接电话。旁边坐着的蒜农说，肯定是催债的，“他一天接到3、4通催债的电话，不管他说什么人家都是逼着还债，压力特别大。”
谈话的中间，王连全的妻子出去买了点香蕉和橘子放在床上，让大家吃。房间里大人们都没有动，小孩子们从其他房间跑进来开心地拿着吃。任强的女儿也跑进来，看到香蕉很兴奋地伸手要拿，任强小声呵斥了一句，示意女儿不要拿。女儿很失望地看了一眼香蕉，沮丧地走出门去。其他蒜农看到了赶紧拿着香蕉说：“让孩子吃啊，孩子想吃就让孩子吃。”任强低着头，用手擦着眼睛说：“是人家花钱买的。”
蒜农们都说，因为对方是韩国政府机构，大家一直都十分信任对方，觉得既然是政府行为，起码不会欺骗大家，但没想到，这次贸易过程中，韩国方面多次出现不合情理的行为。 “这次实在太冤了，韩国那边没有诚意收购我们的大蒜，我们赔得太冤了。”
两点一线的生活
“有人愿意关注我们，就是对我们的恩德。”
自2月9日来北京后，蒜农一行近30人租住在北京东城某地下室旅馆内，其中有10多个孩子，最大的不过12岁。能住3个人的房间，他们挤了7个人。每日三餐吃的都是从山东老家带来的煎饼和咸菜，再买点方便面和饼干，除此之外，再无其他食物。碗筷、暖壶都是从山东带来的。“我们带的煎饼够吃个10来天的，能省一点是一点，就是委屈孩子了。”
蒜农们每天的行程就是在韩国驻华大使馆和租住的地下室之间两点一线地来回。早上7点左右，蒜农们开始起床洗漱，地下室的窗户透不进光，即使大白天也要开着灯，洗手间在楼道里，地下室通风不好，楼道和房间内总有一股异味。妈妈们帮孩子穿好衣服洗漱好后，10多个孩子就挤在一间房间内围着电视看动画片，饼干沾开水是孩子们的早饭，孩子们吃得津津有味。王连全说：“平时孩子们在老家都是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现在孩子们都脏成这样，我对不起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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